2014/5/26 16:57:56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海角景区一块石刻上的“海判南天”四字，有着远远超出您能想象的大量文化信息。康熙时期的天文历法和大地测量究竟有怎样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观念如何影响了古代的天文、历法、地理等多学科领域？中外文化交流对这些学科又产生了哪些新的影响？“海判南天”石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奇独特的视角。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一月，进行测量工作的钦差在今天海南省三亚是天涯海角风景区内的下马岭与南海的山海连接处立下了“海判南天”石刻。这是著名的《皇舆全览图》测绘留下的纬度标记。这一石刻与康熙时期的天文历法和大地测量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地理，乃至易学等领域的传统观念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古代版图与《周易》卦象
古人认为天道运行环转不穷，喻天为圆；以地有山川脉络之恒形，有东南西北四正，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隅而成方；于是有“天圆地方”之说以象天阳地阴。中国的地形为西北高而成山川，东南低以汇成大海。《列子·汤问》云：“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周易·系辞》述八卦方位为：镇东、离南、兑息、坎北、乾西北、坤西南、巽东南、艮西北。将中国版图与周易八卦相对应，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思维模式。例如乾位西北，乾象天，光绪《新疆图志》云：“山势尊严，群峦环拱，为天山之主峰。”其按语云：“准语谓君为汗，谓天为腾格里，言天山也。”
离位正南，《韩非子·有度》云：“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知其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周易·说卦》云：“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那么，离位和南对于古代帝王有着怎样的意义？在中国版图上有着怎样的奥秘呢？
天度地尺绘出中华大地
康熙年间开始一项浩大工程，这就是将天文测量方法用于大地测量。大地测量的目的，一是以可精确地从地图上推算各府、州、县的东西偏度(相当于经度)和北极高度，一是查清山川脉络，为规划中国疆域提供依据。
康熙六年(1667年)法国新天文台——巴黎天文台落成，国王路易十四任命意大利人乔万尼·多米尼科·卡西尼为第一任台长。1679- 1683年间，卡西尼制定了通过观测木星来确定经度的方法。1682年路易十四参观巴黎天文台，他看到了用天文观测和三角测量绘出的精确地图。卡西尼于是制定了庞大的为世界重新绘制地图的计划。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应康熙皇帝邀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首批6名被任命为“国王数学家”的传教士来华服务。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开始，康熙皇帝谕令外国传教士分赴蒙古各部、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郭，用西方测量法，绘画地图。为统一度量，康熙皇帝钦定以工部营造尺为标准尺，规定以地球经纬线1度合200里，以营造尺18丈为1绳，10绳为1里。通过观测太阳正午高度推算，以及直接高度来确定当地北极高度。为了在极短的时间内用精确的方法绘制出中国版图，西方传教士以三角测量为主，并通过观测太阳正午时的高度和北极高度来进行校验。来自法国的宋君荣神甫这样说明测绘西士的装备：“他们有几个大罗盘，一些其它仪器，一个水平仪和其他一些执行皇帝旨意有关的物件。用一些标着精确尺码的绳子，准确测量着从北京出来的路程……在路上，他们观测和记录太阳正午时的高度，随时观测罗盘经纬方位，并精心地观察罗盘针的变化与倾斜。” 1736年法国学者杜赫德在海牙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第四卷末收录了参加测绘的法国传教士冯秉正提供的641个实测纬度及依图推算的东西偏度。
传教士冯秉正神父1717年的信中写道：这位伟大君主以前曾令南怀仁神父和其他欧洲人修订历法，制造精密测天仪器，并把他们留在宫中。后来，他发现传教士进献的地图经纬度非常清楚而且与天象丝丝入扣，而中国地图远没有这般完美，便令欧洲人和鞑靼人走遍帝国，测绘各地地图，费用由官府负责。为执行圣旨，传教士分头行动。他们深入到最边远的东、西鞑靼地区，忍受着最难熬的酷暑和严寒，以难以想象的辛劳尽心尽力地把地图绘制得如皇帝希望的那样完美。他们历时多年，行程万余法里从事这项工作，终于把地图呈于陛下之前。陛下仁慈地收下了地图，并在称赞传教士时说道，如今中国也有了很好的地图。皇帝亲自审阅、精心保存并不时端详这些地图。图中一眼就能看到各省各市各个小镇，各自皆有自己的位置，各地间的距离、河流的发源地及走向以及主要山脉也都一目了然，这对皇帝管理十分有益。
康熙五十二年四月令钦天监将各省及蒙古诸处及哈密以城池及有房屋之地为准，重新测定北极高度及按新的测绘结果以北京为准推算东西偏度，后与乾隆时期测绘并推算的新疆地区北极高度及东西偏度汇总成《御定北极高度表》，主编刘茂吉于该表序言中云：“圣祖皇帝朝命西士绘《皇舆图》，遍行天下测量北极高度，以定各府、州、县落地，精密殊常。此表本之，计各处北极高度，以明南北里差。同此一日昼夜长短之不同，揆日定时，各处按度则有异。”
康熙皇帝对外国传教士完成的《皇舆全览图》极为满意，曾说到：“中华城池地里图样虽载于直省志书，但取其大概，而地里之远近俱不得其准。朕以治历之法，按天上之度以准地里之远近，故毫无差忒。曾分道遣人尽山水城郭而量其形势。南至沔国，北至俄罗斯，东至海滨，西至冈底斯，俱入度内，名为《皇舆全图》。又命善于丹青者精心绘出，刊刻成图，颁赐尔等。观此图方知我朝地舆之广大。”
治理明时，治理南海
儒家认为立国以养民为本，养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农桑以天时为本。所以《尚书》载禹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舜云“食哉惟时”，尧云“敬授民时”。《周易·系辞》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康熙十六年谕礼部：“帝王克谨天戒，凡有垂象，皆关治理，故设专官职司占候，所系甚重”。所以天文之学被儒学视为圣学，颛顼立重黎，尧命羲和，黄帝设五官，以专官司之。周文王始设灵台观象，《诗经·大雅·灵台》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自上古开始，中国一直有专门的政府机构来观象授时。然而，中国古代天文家虽然懂得如何观察天象来分辨天时，观测和计算却始终不能与天行密合，日月食计算与实际总有着较大误差。虽元郭守敬主持修历号称精密，但明时延用仍不能与天合。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将西方天文学及几何学、测量方法引入中国，在徐光启、李天经等的努力下，“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于崇祯四年开始编纂历书。虽遇魏文魁等多方阻挠，经反复试验，于崇祯十六年，崇祯帝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名曰《崇祯历书》，未及施行，明朝已亡。
顺治、康熙两朝，汤若望、南怀仁在《崇祯历书》的基础上，完成《西洋新法历书》和《康熙永年历书》。康熙五十年亲试，选取顾琮等四十二名修习算法人员。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为康熙皇帝六十大寿，举国同庆，万民欢腾。九月在畅春园蒙养斋立馆修辑律吕、算法诸书。十月，命大学士李光地将曹振圭所著书重加考订，赐名《星历考原》。
经过西洋传教士对测量仪器和历算方法的引进、消化、吸收和验证，结合中国天学所定模式，于是一场历法测验即将开始。而这场测验又与全国性的大地测绘工作结合在一起，由此延及南海，昭示中国版图之恢弘。
《诗经·大雅·江汉》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毛诗注疏》笺云：“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于南海，而功大成，事终也，称王之命也。治我疆界于天下，谓之画其土境正定其疆界也。经营四方，故知周行四方乃至于南海。九州之外谓之四海，至于南海则尽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扬雄《交州箴》云：“交州荒裔，水与天际。周公摄祚，白雉是献。大汉受命，中国兼该。南海之宇，圣武是恢。”
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旨测绘江西、广东、广西省，李秉忠、西洋人麦大成、汤尚贤及郎中绰尔代、五官正苗受等接受派遣，由九江府属画起，至十二月内画完，随即又派往广东省。李秉忠为养心殿“监视”，养心殿在康熙时为清宫造办处所在地，清宫制造的仪器即出于此。苗受是钦天监专门负责修订和颁布历书的官员。中国的南脉从江西九江、庐山而起。《尚书·禹贡》云：“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江西北至九江，南至大庾岭，处吴闽楚粤之交，北以长江为巨防，而南又以五岭为门户。明丘濬《唐文献公开大庾岭路碑阴记》云：“天地之大势起自西北而趋于东南，大庾岭分衡岳之一支东出，横亘江广之间。自此之南以极于海岛，奇材珍货出焉。” 所以，康熙派出这支测绘人员正是按照《诗经》所云“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查清南海山脉所趋。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日，广东舆图已经绘制完成，此图显然为康熙皇帝确定另一天极“南交”提供了依据。